第51章 涿州之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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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国十七年下半年，纵观整个中国，政治形势正处在两个高潮之间：南京国民革命军军阀刚刚崛起，正是信心满满、自觉不可一世之时；而北方，北洋军阀的势力虽然遭到打击，但并未伤筋动骨，元气大伤，老帅还妄图巩固他的北平“安国军政府”。
所以，无论是南方新军阀，还是北方旧军阀，都在秣马厉兵，磨刀霍霍，继续穷兵黩武，做着“武统天下”的美梦。伟人曾对当时的形势作了如下的分析：新军阀分四派，在北平天津没有打下以前，有一个针对北平军政府的暂时团结；一旦攻克，这个团结立即解散，变为四派内部激烈斗争的局面……
新军阀其中一派的阎百川，人称“阎老西儿”，是当时晋系的军阀首领，人是相当的油滑，也是著名的“倒戈将军”大队中的一员。他曾经主动联络老帅，和宁系联手，击败了另一位特别善于“改换门庭”的西北军阀冯焕章的国民军，随即就任老帅主导的安国军副总司令一职。
在南京政府清党运动结束后，北伐军再度兴起，他感觉宁系在关内大势已去，于是毫不客气转头宣誓效忠南京政府，宣布参加北伐，于九月在太原就任“国民革命军北方军总司令”，打算来个抢占先机。随即对之前的友军——宁军开火，并于十月一日挥兵进攻宁系控制的平绥线和平汉线所属地区。
涿州居京保之间，北距北平百里，南距保定百余里，东南距天津二百里，为京津保三角地带之要冲，紧扼北平之咽喉。
形势一紧，老帅为确保京汉路之安全，立即下令把作战指挥部设在保定，派宁铮统驭，宁铮挥师北上，从河南进军河北；十五师师长张辅忱则镇守涿州。九月下句，阎百川亲率晋军四个主力军，东出娘子关沿京汉铁路北上，到达定州；另两军出大同自京绥铁路东进，计划两路大军会师平津。
最让人哭笑不得的，就是炮火连天中，两军居然还不忘同时展开电报大战，你来我往，一封接一封，纸上激辩，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。因为这种电报都是要见报的，莫说全国，甚至全世界都在关注：战争历来如此，哪一方都得把自己描述成正义之师，这既是舆论战的需要，更是鼓舞军队士气的必然手段。
晋军猝然改弦易辙，攻势汹汹，宁军措手不及下被连下几城。十月初，驻守涿州的十五师张辅忱调往保南参战，由卫队旅旅长王鼎芳率部接防。十月十一日，王鼎芳率卫队旅全体将士在涿州火车站下车，陆续经涿州南门进城。当日，涿州商会会长朱德恒设宴，为接任的王旅长等宁军军官洗尘接风。
近午，忽然一支士气高昂，身穿看上去与安国军军服极其相似的军装的队伍从涿州北门进城，穿过了南北大街中心钟鼓楼，此钟鼓楼为涿州军事布防之中心，在接近迎面而来刚刚入城的宁军时，这支队伍突然举枪射击。
宁军士兵完全没有防备，走在前面的立刻死伤大半，后面的则惊慌失措，四散逃开。继而涿州城内密集的枪声四处响起，连城外的火车站方向都响起了枪声。在涿州商会会长家饮酒的王鼎芳等人听见枪声，不明所以只能仓皇出逃，此时城中已经一片大乱。
王旅长无法召集队伍，只得退到涿州城东南角的一个天主教堂，封死了教堂门，奋力抵挡，一场恶战，就这么猝不及防地降临到了涿州古城。
这支伪装宁军得如此相像的队伍，正是在此次晋军北上行动中，被设为机动力量的第四军军长傅宜生的先遣支队：卫队旅士兵均佩戴黄色臂章，而傅宜生的第四师晋军所戴臂章是单日黄、双日红，他们到达涿州城当日，恰好是单日，所以宁军看到对面另一侧的士兵也是黄臂章，自然以为是同部；再加上怎么也想不到敌人敢大摇大摆进城来，所以并未怀疑，毫无防备之下，这才被打了个措手不及。
傅宜生头脑清醒，足智多谋，精于算计，再加上老天相助，居然能在宁军及涿州百姓毫无觉察的情况下，趁着宁军不早不晚换防之机，突袭涿州，并一举成功。
两军在城内南大街交火后，傅宜生四师袁庆曾的先遣队两个连也到达了火车站，宁军王鼎芳部陆续来涿的士兵有一批人正下车，即被晋军搞了个突然袭击。宁军退散后，晋军破坏铁路，掀翻铁轨。但宁军发现来犯的晋军人少势单，复又集合与晋军交锋，晋军被迫撤离车站。
到了晚上，据守在城内天主教堂的宁军在王旅长指挥下，突然向南门发起攻击，打死在城上巡查的两名连长，南关的宁军乘机冲进城内，攻下南门城楼，进而以麻包垒成工事固守南大街。
黎明时分，城外宁军一面炮击北关，一面猛攻城东南、西南两角，同时时用云梯等物攀援城墙；城内宁军向北推进与城外兄弟互相呼应，城内晋军本已难于立足。
但是晋军四师先遣队长袁庆曾手下有一支百余人的精锐突击队，他们很多人都有武学底子，在黑暗的夜色里飞檐走壁如入无人之境，他们扛着枪到达南大街，埋伏在高高的屋脊之上，居高临下扫射，宁军的防御工事在密集的火力下随之土崩瓦解，城内宁军死伤过半，不得已剩余宁军全数退出至城外五公里处的普寿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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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国十七年下半年，纵观整个中国，政治形势正处在两个高潮之间：南京国民革命军军阀刚刚崛起，正是信心满满、自觉不可一世之时；而北方，北洋军阀的势力虽然遭到打击，但并未伤筋动骨，元气大伤，老帅还妄图巩固他的北平“安国军政府”。
所以，无论是南方新军阀，还是北方旧军阀，都在秣马厉兵，磨刀霍霍，继续穷兵黩武，做着“武统天下”的美梦。伟人曾对当时的形势作了如下的分析：新军阀分四派，在北平天津没有打下以前，有一个针对北平军政府的暂时团结；一旦攻克，这个团结立即解散，变为四派内部激烈斗争的局面……
新军阀其中一派的阎百川，人称“阎老西儿”，是当时晋系的军阀首领，人是相当的油滑，也是著名的“倒戈将军”大队中的一员。他曾经主动联络老帅，和宁系联手，击败了另一位特别善于“改换门庭”的西北军阀冯焕章的国民军，随即就任老帅主导的安国军副总司令一职。
在南京政府清党运动结束后，北伐军再度兴起，他感觉宁系在关内大势已去，于是毫不客气转头宣誓效忠南京政府，宣布参加北伐，于九月在太原就任“国民革命军北方军总司令”，打算来个抢占先机。随即对之前的友军——宁军开火，并于十月一日挥兵进攻宁系控制的平绥线和平汉线所属地区。
涿州居京保之间，北距北平百里，南距保定百余里，东南距天津二百里，为京津保三角地带之要冲，紧扼北平之咽喉。
形势一紧，老帅为确保京汉路之安全，立即下令把作战指挥部设在保定，派宁铮统驭，宁铮挥师北上，从河南进军河北；十五师师长张辅忱则镇守涿州。九月下句，阎百川亲率晋军四个主力军，东出娘子关沿京汉铁路北上，到达定州；另两军出大同自京绥铁路东进，计划两路大军会师平津。
最让人哭笑不得的，就是炮火连天中，两军居然还不忘同时展开电报大战，你来我往，一封接一封，纸上激辩，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。因为这种电报都是要见报的，莫说全国，甚至全世界都在关注：战争历来如此，哪一方都得把自己描述成正义之师，这既是舆论战的需要，更是鼓舞军队士气的必然手段。
晋军猝然改弦易辙，攻势汹汹，宁军措手不及下被连下几城。十月初，驻守涿州的十五师张辅忱调往保南参战，由卫队旅旅长王鼎芳率部接防。十月十一日，王鼎芳率卫队旅全体将士在涿州火车站下车，陆续经涿州南门进城。当日，涿州商会会长朱德恒设宴，为接任的王旅长等宁军军官洗尘接风。
近午，忽然一支士气高昂，身穿看上去与安国军军服极其相似的军装的队伍从涿州北门进城，穿过了南北大街中心钟鼓楼，此钟鼓楼为涿州军事布防之中心，在接近迎面而来刚刚入城的宁军时，这支队伍突然举枪射击。
宁军士兵完全没有防备，走在前面的立刻死伤大半，后面的则惊慌失措，四散逃开。继而涿州城内密集的枪声四处响起，连城外的火车站方向都响起了枪声。在涿州商会会长家饮酒的王鼎芳等人听见枪声，不明所以只能仓皇出逃，此时城中已经一片大乱。
王旅长无法召集队伍，只得退到涿州城东南角的一个天主教堂，封死了教堂门，奋力抵挡，一场恶战，就这么猝不及防地降临到了涿州古城。
这支伪装宁军得如此相像的队伍，正是在此次晋军北上行动中，被设为机动力量的第四军军长傅宜生的先遣支队：卫队旅士兵均佩戴黄色臂章，而傅宜生的第四师晋军所戴臂章是单日黄、双日红，他们到达涿州城当日，恰好是单日，所以宁军看到对面另一侧的士兵也是黄臂章，自然以为是同部；再加上怎么也想不到敌人敢大摇大摆进城来，所以并未怀疑，毫无防备之下，这才被打了个措手不及。
傅宜生头脑清醒，足智多谋，精于算计，再加上老天相助，居然能在宁军及涿州百姓毫无觉察的情况下，趁着宁军不早不晚换防之机，突袭涿州，并一举成功。
两军在城内南大街交火后，傅宜生四师袁庆曾的先遣队两个连也到达了火车站，宁军王鼎芳部陆续来涿的士兵有一批人正下车，即被晋军搞了个突然袭击。宁军退散后，晋军破坏铁路，掀翻铁轨。但宁军发现来犯的晋军人少势单，复又集合与晋军交锋，晋军被迫撤离车站。
到了晚上，据守在城内天主教堂的宁军在王旅长指挥下，突然向南门发起攻击，打死在城上巡查的两名连长，南关的宁军乘机冲进城内，攻下南门城楼，进而以麻包垒成工事固守南大街。
黎明时分，城外宁军一面炮击北关，一面猛攻城东南、西南两角，同时时用云梯等物攀援城墙；城内宁军向北推进与城外兄弟互相呼应，城内晋军本已难于立足。
但是晋军四师先遣队长袁庆曾手下有一支百余人的精锐突击队，他们很多人都有武学底子，在黑暗的夜色里飞檐走壁如入无人之境，他们扛着枪到达南大街，埋伏在高高的屋脊之上，居高临下扫射，宁军的防御工事在密集的火力下随之土崩瓦解，城内宁军死伤过半，不得已剩余宁军全数退出至城外五公里处的普寿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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